苏轼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词人之一,不仅在现代受到广泛推崇,在他所处的时代,同样被视为文坛巨擘,备受尊敬和追捧。
尽管苏轼名声显赫,但他的官场经历却颇为坎坷曲折。他一生中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贬谪与被贬的路上奔波,命运多舛,生活充满了波折与不易。
然而,苏轼天性乐观豁达,尽管身处逆境,他依旧保持开朗心态。在贬官的岁月里,他不仅积极与百姓打成一片,还广交朋友,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、富有禅意的故事传世。
特别是在被贬到黄州期间,苏轼结识了一位名叫佛印的高僧。两人不仅成为了知己好友,还因彼此之间的哲理交流和趣味故事而名留青史。
展开剩余86%苏轼一生起伏跌宕,但最大的挫折恐怕非“乌台诗案”莫属。即便是他这样乐观坚强的人,也难免因此心灰意冷。
宋神宗即位后,王安石推行新法,苏轼对其中许多改革持反对态度,便向朝廷提出异议。结果不仅未能阻止变法,反而招致新党人的忌恨和打击,苏轼被迫离开京城,长期贬谪地方。
这次贬谪一贬就是十余年。期间,苏轼曾在杭州担任通判,在密州任知州时写下了豪放的诗句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,也在徐州积极治理水患。无论身处何地,他从不怨天尤人,始终以乐观的态度投入工作,力图为百姓谋福祉。
时光飞逝,十三年后的1079年,苏轼正任湖州知州。他像往常一样给皇帝写奏疏汇报政绩并致以问候,却没想到这封奏疏成了新党人再次针对他的把柄。
作为文人,苏轼自有一份骨气和自尊。经历多年贬谪,他心中积累了一些怨气,于是奏疏中提到自己年老体衰、难以承担重任的内容。
新党人抓住这点大作文章,曲解苏轼意图,指责他在文中暗讽朝廷、不敬皇帝,甚至怀有叛逆之心。他们还翻查苏轼过去的诗文,搜集所谓“包藏祸心”的证据,朝廷内顿时掀起一场声讨风暴。
苏轼被突如其来的指控弄得措手不及,直到被捕入狱后才明白所遭之事,内心遭受巨大打击,长期郁郁寡欢。
这场“乌台诗案”险些要了苏轼的命,但幸运的是,许多有识之士出面为他辩护,甚至连王安石也曾上书求情,加之皇帝的“不杀官员”规定,苏轼才得以幸免。只是从此,他再无机会重返朝廷核心,官途由此变得暗淡。
案发后,苏轼被贬至黄州,任团练使一职,实权有限。他对官场彻底失望,转而寄情山水,游历各地以放松心境。
正是在黄州,苏轼结识了当时在金山寺任职的高僧佛印。佛印名声显赫,甚至得到宋神宗亲赐法号,足见其在当时佛教界的地位。
有一天,苏轼游览黄州一座山峰,登顶远眺,只见山腰烟雾缭绕,景色宁静悠远,禅意盎然。他深吸一口气,感受到心中郁结似乎随风而散。
恰巧佛印法师出寺归来,途经此处。苏轼刚从沉浸的景致中回神,转身便见一位僧人安步当车从身旁经过,气质出尘,顿生敬意,便悄悄尾随其后。
佛印虽然是和尚,却不拘泥于刻板形象,性格亲切随和,乐于与百姓交流,正与苏轼志趣相投。察觉苏轼尾随,佛印回头,二人相视一笑,随即攀谈起来,彼此话题投机,约定改日再聚。
两人都是自由洒脱之人,享受与知己畅谈佛理的时光。短短时间内,他们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,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。
苏轼幽默风趣,喜欢用俏皮话调侃身边人。曾在宋神宗宠信王安石时,戏称王安石为“野狐精”,而对固执的司马光,则戏称“司马牛”。面对佛印这位好友,自然也毫无顾忌。
有一次,苏轼特意来到佛堂寻找佛印,却未见人影,便高声喊道:“秃驴何在?”
佛印在室内听到这轻佻的称呼,不但不生气,反而笑着回应:“东坡吃草!”巧妙借苏轼“东坡居士”的雅号回敬。苏轼听罢大笑不已。
苏轼闻声后才发现佛印就在屋里,两人相视而笑,知道这不过是好友间的玩笑,便继续愉快地谈论佛法。
两人之间的嬉笑打趣远不止于此。佛印虽然是和尚,但却不拘小节,是个名副其实的“酒肉和尚”,戒不掉饮酒吃肉的习惯。
有一次,佛印在寺里烤了一条香气扑鼻的鱼,正欲开吃,忽听苏轼的声音从门外传来,便急忙将鱼藏进大瓮中。虽然藏好了,香味却难以掩盖。
苏轼进门后闻到烤鱼香,心知肚明却未揭穿,只是摇着扇子问:“大师,请问‘向阳门第春常在’后面该接什么?”
佛印未加思索答道:“自然是‘积善人家庆有余’。”
苏轼笑道:“既然有‘余’,那便拿出来共享吧!”
佛印这才明白被调侃,只好苦笑着拿出烤鱼,两人边吃边笑,情谊浓厚。
还有一次,两人泛舟湖上,湖水碧波荡漾,苏轼看见岸边有只狗啃骨头,灵机一动,指着狗调侃说:“狗啃河上骨。”用“河上”谐音“和尚”暗指佛印。
佛印抬眼一看,灵机一动,将苏轼刚写的诗稿扔入湖中,笑着回击:“水流东坡诗!”“诗”与“尸”谐音,巧妙反击,让苏轼哑口无言。
两人虽然常常互相调侃,但友情真挚深厚。尽管共处时光不长,却彼此铭记一生。
生命终了时,两人都怀念对方。佛印圆寂之际,苏轼悲痛撰写悼文;而苏轼晚年历经坎坷时,也在经文祝祷中念及曾在重病时探望过他的好友佛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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